李嘉诚卖港口，为什么不能简单说“在商言商”（图）

如果是笔无关紧要的生意，比如卖一个玩具厂，买一个写字楼，你可以说是“在商言商”，由卖家买家达成交易协议交易就行了，不用考虑国家政治。但是当交易涉及到二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多家港口，这样的交易早就超出了单纯“商”的范畴，开始对整个产业格局和国家利益产生影响，换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从更宏观的经济乃至国家安全层面进行审视。

事实上很多跨国企业并购案例，政治力量都会介入，会进行反垄断或国家安全审查。所谓的“在商言商”，在重大国际交易中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假议题。而且把商业问题政治化的，恰恰正是这几百年一直高喊所谓“自由贸易”的欧美各国。

举例来说，中国若想收购光刻机巨头ASML，不光荷兰和欧盟不会同意，连美国也一定不会同意。美国有外国投资委员会，就是专门对在美国的投资与并购进行安全审查。日本制铁要购买美国钢铁公司的行为，就被美国拜登政府以有损美国经济安全为由否决。我们几年前在台北有笔600亿的商业投资，就被蔡政府以“国安疑虑”无端否决。

特朗普要夺回巴拿马运河，不也是从中美对抗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需要考虑？过去多年，无论欧洲在美国的并购，或是美国在欧洲的并购，甚至他们分别在第三国的并购，只要交易标的足够大，都要经过繁琐的反垄断或安全审查，被否决的案例比比皆是。

盟国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正激烈竞争的中美之间？中国政府怎么可能坐视长和把这些港口卖给贝莱德，眼见这些资产从一家香港控制的资产变成由美国公司控制的资产？

香港毕竟是“香港”，不是“世界香港”，更不是“美国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要对国家尽到它的政治责任，在香港这个城市的资本巨头也必然要比一般人一般企业承担更多政治责任。

在这笔交易中，毋庸置疑，特朗普政府动用国家力量进行施压，他本人甚至放言威胁，而且通过操纵巴拿马政府对长和拥有的两个港口进行所谓“审计”是李嘉诚卖掉港口的重要原因。美国是个为维护自身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国家，而且是世界头号强国，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更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在这样巨大的政治胁迫压力下，靠长和一个公司实体去对抗博弈，确实力不从心，也不具备任何对抗博弈能力，而且还可能给公司旗下其它产业带来关联风险，甚至像孟晚舟被扣留绑架那样的风险。

可能正是这个担忧驱使，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态，为避免整个集团陷入中美对抗的漩涡，从规避风险考虑，长和做出了卖掉港口的决定，这也符合李嘉诚长期以来重视风险规避的经营哲学。

说李嘉诚是什么汉奸，卖国贼，在关键时候出卖国家利益，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可能真有点过了，这个帽子扣得有点太大。因为至少从主观动机上，李嘉诚不是这种人，也没必要做这种人。之前国家比西方弱小很多的时候他都不当汉奸出卖国家利益，现在为什么要那样做？他就是“政治”这根弦没有绷紧，在美国的胁迫压力下急于出手，没有过多考虑可能对中国在中美对抗中带来的不利因素就仓促做出了这个决定，但殊不知的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想远离中美对抗的避险做法，把自己反而放到了中美对抗的前缘，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被动。

其实在特朗普胁迫下的长和，完全可以通过特定渠道与国家沟通，借助国家力量，以国家为后盾来处理这个事情。以李嘉诚的人脉和长和的体量，大概不会有人认为和中央没有特别沟通渠道吧？如果双方之前能进行这样的充分沟通，长和主动提出寻求国家帮助，或者退一万步讲，哪怕长和在交易前和中央打个招呼，征求一下中央意见，或是为避免陷入中美对抗风险提出把这些港口卖给内地国资控制的港口或远洋运输集团，中央也一定会慎重考虑，会从大局出发做出安排。

中央当然希望港资巨头在中美对抗的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顶得上，靠得住，为国家利益在商业战场冲锋陷阵。但另一方面，从香港的特殊情况出发，中央也一定不会勉为其难，硬赶鸭子上架，要求港资巨头去打前锋。只要港资在关键时候心里有国家，能考虑到国家整体利益和经济安全，有政治的这根弦，中央就已经很欣慰了。若长和提出请求中央一定会从实际出发做出妥善安排，一方面确保企业实体利益，一方面最大化国家利益。

但遗憾的是，从这件事曝光后的情况看，显然长和没有提前和中央做这样的沟通，或者至少双方的沟通是不充分、不畅通的。结果把这么重要的一张牌，卖给了美国资本。这是长和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港资巨头必须反思的地方，也是以后有关部门在工作中应该强化的主动作为精神和政治经济安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