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永居身份，中国90后在日本伺候老人（组图）

每个夜班都是煎熬

这个夜晚还算平静，至少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即便132房间的警铃已经响了不下五十次。

那个80多岁的老头不停地挪动、翻身、坐起，这些动作会被床底下的感应器捕捉，传递给正在值班的雨玲。35岁的雨玲是沈阳人，目前在日本大阪的一家养老机构做介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护工。

按照规定，“嘟嘟嘟”的警铃一旦响起，介护必须确认老人是否离床，“那个声音非常刺耳，一听到内心就会很不安。”雨玲来回跑了五十多趟，就连隔壁房间的老太都忍不了了，“能不能别折腾了？”

每个夜班都是煎熬的。老人会拧开洗手池的水龙头，水漫到走廊和房间，就踩在水里玩。还有事故。不久前，132房间的那个老人就磕破了头。凌晨4点多，地板、衣服、床，到处都是血。其他老人也不睡了，孩子似的大喊，“哎呀，救人啦”。

但只有雨玲一个介护。她打报告、联系医院，救护车到之前，要打印老人的病历，给老人伤口换止血毛巾。救护车刚把人拉走，地上的血迹还没来得及擦，早铃又开始响了，“噼里啪啦的”，老人们起床、刷牙、洗脸，又是一阵忙。

这是雨玲做介护的第五年。2020年，受疫情影响，她所在的美容业薪水少得可怜，只能转行。雨玲当时30岁，要考虑的不仅有生存，还有长远的职业规划。不管是日本，还是国内，养老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进入这个领域，也许就意味着不会失业。

早在2010年，高中毕业以后，雨玲就到日本的大学读社会福祉专业。读书期间，她还在养老院实习。但她毕业的时候，中国留学生还不能凭借介护的工作拿到签证，获取留日的资格。雨玲只好转做翻译销售。

2017年，相关限制开始放松。当年，像雨玲这样在日本读过相关专业，并且持有“介护福祉士”（注：介护资格中唯一的国家资格）资格的外国留学生，可以留在日本做介护。之后，介护领域开放给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国家的技能实习生，也就是研修生，相当于劳务派遣。2020年，限制再次放宽，如果研修期间能考下“介护福祉士”，就算没有留学和相关专业的背景，研修生也能拿到介护签证。

趁着这波热潮，31岁的小徐来到日本。她原本在哈尔滨一所大学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她找不到工作，也没有条件继续深造。2020年，交了一万五的中介费，她以研修生的身份到日本做介护。那一批研修生有7个人，有90后、00后，还有70后的大姐。

研修生的日子并不好过，遇上年纪大的日本介护，就要揽下各种脏活累活，甚至遭遇霸凌。有的越南、缅甸人，为了留下来，就算当面被骂“笨蛋”，也只会“嘿嘿”两声笑过去。

小徐的运气还算不错。她被分配到大阪的一家大型疗养医院。里面的老人80%没法动弹，几乎都到了生命的末端。小徐每天的工作就是协助护士用药，观察老人体征，以及清理身体。

2024年，用三年的工作时间和一张“介护福祉士”资格证，小徐摆脱了研修生的身份，拿到介护签证。她的生活不用再被统一管理，能自由换工作，还有机会拿到日本永住资格。

在就业压力和在留资格面前，很多留学生也将目光抛向介护行业。根据日本介护福祉士养成设施协会数据，2024年进入日本福祉士培训机构的留学生为3054人，占总学生人数的46.7%，比2023年增加了70%，尼泊尔、越南、缅甸位居前三，中国有233人，位居第四。

●日本一家日间照护中心，老人们聚在一个公共空间吃饭、做活动。 讲述者供图

“谢谢款待”

雨玲所在的养老院位于大阪市东北角的淀川河畔，一共五层，顶楼是澡堂和餐厅，其它楼层都是房间。每层有20个单人房间。每个房间约13平米，有床、电视和衣柜。这里有近百个老人，平均年龄在80岁以上，大部分都有认知症。

从2000年开始，日本开始实施介护保险制度，40岁及以上的人群必须缴纳介护保险费，每个月约6500日元。随着年龄增长，如果身体发生状况，就可以申请介护支援。相应的政府机构会派人对申请者的情况进行评估，认定介护度，制定介护计划。

根据费用、居住时长、介护度等情况，日本养老院分为日间服务、短期入住、有料养老院、特别养护养老院（简称“特养”）、介护老人保健设施等类型。“不管什么样的老人，都能找到能对应情况的养老院。”一位在日本的中国介护说。

雨玲所在的养老院属于“特养”，这里的老人介护度在3以上，丧失一定的自理能力，甚至严重失能、失智。每个月每个老人收费13万日元（约6500元人民币），他们仅需自付10%。

每天，介护员要准备餐饭，统一换两次尿布，组织老人做操……“都是吃喝拉撒这样的循环。”雨玲说。每周，老人们能免费洗两次澡，先搓再泡，老人最喜欢浑身打满泡泡了，“让他全身上下都是泡沫，他就会觉得你洗得很好。”一个中国介护员说。

老人失去了记忆和能力，养老院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保持住能力和习惯，但凡能动，就尽量让他们自己解决吃饭上厕所的需求，让他们尽可能地像过去那样生活。比如，一位全身麻痹的老太太，胳膊都回不了弯，坚持换睡衣，介护每天早上就要花40分钟给她换衣服。

●在雨玲的养老院，认知症老人天天喊东西丢了，用纸把柜子“锁”起来。讲述者供图

35岁的米棋，宁夏人，在名古屋爱知县的一家养老院做兼职。一位几乎都要蜷进轮椅里的老太太，每天早上却要使劲浑身力气刷牙半个小时。她还有化妆的习惯，先描眉毛，再涂口红，最后是擦粉。有时候，口红描了一遍又一遍，她反复问米棋，口红涂了吗？眉毛画了吗？最后，再含一个冰块进嘴里，“这就是她的习惯。”

另一个80多的老太太，就算把牙刷放在她手上，也不晓得要放进嘴里了。每回泡澡，帘子一拉上，里面就会传来歌声，是昭和时代的歌，“就像开音乐会，她都已经老成那个样子了，声音特别好听。”

米棋所在的养老院属于有料养老院，更为“高级”，一般由私人经营，预先缴纳一定金额的入住金，之后再按月缴纳费用。这里的养老院格外关注老人的精神状况。春天樱花开，介护们就推着老人去公园散步，还会登上海边的瞭望塔，看城市的发展。

人老了，会变得格外固执。比如有个每回洗澡，一定都要大声呼救的老太。后来，米棋才知道，她曾做过乳腺癌手术，切除了一侧乳房。有一些习惯已经刻进了身体记忆。吃饭的时候，只有介护说，开动了，老人们才会动筷子，吃完以后，会说“谢谢款待”，“脑子不好，他也要等着所有人。”

做介护，米棋不是因为经济压力，也不为了签证。她自称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从西北的农村一路往上，从重点大学到八年沪漂，做过画廊公关，也干过德企的舆情分析，翻译的书籍也出版了。“我的眼睛一直是向上看的，不太会关注下面服务的人。”一场疾病改变米棋的看法，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里，护工的陪伴让她意识到，每个人的工作都有意义。

2023年，米棋远赴日本结婚，她决定以介护为起点，去观察和融入这个新社会。第一次给老人洗澡，一个99岁的老太就便失禁了。那个场景吓到了米棋，“就像一只白色的山羊，一坨一坨地掉下来粪便”，“味道还很冲”。她回家躺床上大哭，“人怎么可以像动物一样？”

接受或者说习惯，大概用了一个月，米棋说，“我只能承认，人也有这样不堪的一面。”

●米棋参加介护培训时，老师在介绍老人身体前倾滑落的姿势。讲述者供图

剥夺‍‍‍

雨玲见过不少被子女殴打的老人，这样的老人，通常会被社会福利机构优先安排进养老院。一位老太太被儿子抢走了老年金存折，来到养老院时，浑身都是淤青。她有严重的认知症，夜间频繁上厕所，总把紧急按钮误当作冲水的开关，她不喜欢洗手，被子、墙壁、栏杆上到处都是排泄物。

像雨玲这样的介护员，只能按照规定收拾，但收拾的速度“抵不过创造的速度。”要吃饭了，雨玲会哄老人，“饭前一定要去洗手。”老人瞪了她一眼。雨玲承认，像这样的认知症老人，即便在家里，也很难避免被虐待，而这正是日本养老院“比较人性的地方”——

关于虐待，日本的法律有非常细密的规定，界定了包括放任、暴力、心理、经济以及性虐待在内的五大类行为。如果长时间忽略老人的需求，可以被定义为“放任虐待”，而上厕所、洗澡换衣服不关门，也是性虐待的一种表现。

自日本2000年开始实施《介护保险法》后，“零身体约束”还被纳入相关的服务条例中，在养老院，如果轻易约束个案身体，一律会被视为虐待老人。有的老人没有力气支撑身体，就算天天从轮椅上掉下来，磕得头破血流，也不能在轮椅上使用绑带，不然就会被定义为“身体拘束”，“属于违法行为”。

在雨玲看来，日本养老院推崇“用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但过分强调尊严和个体的自由，也是对介护的剥夺。

比如，养老院房间门不能上锁，床边的栏杆只能设置半截。但失智的老人，随时会“出逃”，爬到走廊，别人的房间，甚至在地上尿尿。好不容易把人拖回床上，没几分钟，又往地上的尿里钻。忙不过来，雨玲只能在地上放块垫子，任他们折腾。“我觉得这个法律就不健全，不绑起来，就是对不起护工，对他本人也不能有更好的照顾。”

还有骨折的老人，雨玲觉得，用尿布更安全，但如果老人要用厕所，介护也只能听从。为了上厕所，有的老人一天按四、五十次的铃，有时候刚放床上，他又说，好像没尿出来，再送我去厕所吧。雨玲不能拒绝，只能处于床上、轮椅、厕所搬运的循环中，“最后手都没劲了，再抱起来，肯定得摔地上。”

种种矛盾下，尽管有法律的制约，也难以避免虐待事件。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22年养老设施中的虐待案件为856件，占比虐待高龄者案件的5%。

介护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相关的虐待问题更容易发生。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4年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为3625万，达到总人口的29.3%，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却在减少。据估算，2023年护工缺口为22万人，204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69万人。

以雨玲所在的养老院为例，共有40多名介护，外国人高达70%，以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尼人为主，一个介护平均护理3个老人。夜班精神高度紧张，而白班考验体力。日常照护外，她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一个老人碗没端住，饭洒了一地，不及时清理就有滑倒的危险，但另一个老人又嚷着要上厕所，边说边推轮椅，一刻都不能等。

就这样，一天8个小时，她要在20个房间不停地走动，雨玲估算过，她所在的养老院介护的流动率高达80%，人手实在不足，就连社长都要顶上做材料。所幸这里没有加班，时间一到，就算没做完手头的活，也会被催着离开。每个月雨玲能休息9天，一年到手大概在25万人民币左右。

经费、以及照护人手的不足，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大的风险，比如起火。一个老人的被罩被烧出了窟窿，打火机却是家属专门带来给老人抽烟的，作为介护，雨玲也只能按照规定，每个小时巡视一次房间，及时发现问题。

还有老化的设施。之前就有电线起火冒烟，虽然几分钟后，消防车就赶到了现场，没酿成什么悲剧，但很多设备都老了，“都担心着（火）了”。

人手的短缺，有时还会演化成照护的缺陷。36岁的黄秀曾经在一家“特养”做介护。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兼职做介护，不仅能维持生计，有时间照顾孩子，还能让她的孩子优先、就近上保育园。

在这家养老院工作的，多是像黄秀这样的单亲妈妈，还有东南亚国家来的研修生。这里的环境并不好。黄秀就见过，尿不湿里的污渍都溢出来了，介护还在给老人喂饭。黄秀想举报，但被家人劝阻了，这里住的基本都是孤寡老人，价格便宜，人手也不足，以目前的价格，很多老人可能找不到新的去处，最终，黄秀选择辞职。

雨玲也经历过挣扎。过于强调标准化的流程，有时候也会忽略老人的感受。比如，午餐时间只有半个小时，老人来不及吃完，雨玲只能硬下心收回餐盘，“不收也没办法，因为食堂要洗餐车、要下班，一环连着一环。”她会瞥到老人指甲缝里的屎尿，但实在没时间清理。起初，她也会愧疚，“明明可以让他们更干净的”，但这么多老人，这么多事，她只能调整心态，“你是什么样的收入，就决定了你能用什么样的服务。”

●日本东京“银翼”养老院，2013年引入了一个护理机器人， 用户每月与机器人互动两三次，一次大约30分钟。

生与死‍‍‍

雨玲住在大阪的市中心，靠近商业中心难波。那是一个不到20平的房间，玄关进来的走道，支两个煤气灶，就是一间厨房了；门推开，几乎跨不出去的空间，也是一个生活小阳台。每天，雨玲要搭两趟电车，再骑十几分钟的自行车，历经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养老院，要是碰上七点的早班，四点半就得起床了。

这样的生活，雨玲坚持了五年。今年年底，她就有资格申请永住了。她是典型的东北女孩，性格外向，也喜欢热闹，很少有异国他乡的孤独情绪。上完夜班，她回去睡一觉，饭点出来“觅食”，做一个探店博主，还会四处旅游、运动。

或许，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雨玲才能抵消介护带来的负面情绪。她的胸口至今还留有一块齿痕伤疤——有一回抱老人到浴池洗澡，对方突然朝她的胸口咬下去，雨玲当场出血。

她最不喜欢上洗澡班了。在大浴场，老人们光着身子四处乱跑，排泄物弄得到处都是，被丢进浴池，身上的褥疮受到刺激，他们就“嗷嗷”地叫。气味、声音、狰狞的表情混在一起，“就跟屠宰场一样。”

那种时候，雨玲只有一个感受，“如果你能马上去死，那也是一种享福。”她在一家“有料”干过，看过入住老人的名单，有曾经的银行行长，还有议员，“全是好的工作，他们能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吗？””

●雨玲介护的老人，把水笼头堵死，然后放水，在里面踩着玩儿 。讲述者供图

在这里，衰老有时只需要一天。昨天还好好的老人，今天就起不来床了；上一秒还会说，“谢谢”，下一秒要是不满足需求，就喊“你杀了我吧，给我一刀。”生活的主题，似乎也变成了等待死亡。一个老太太总说，“我要是早上这样咕咚一下死了，就太好了。”——她的老公、朋友都去世了，子女也不怎么来看她了。

雨玲说自己变得心硬了，“就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难免还会有交付真心的时刻。不久前，一位80多岁的老人从床上摔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去世了，包括雨玲在内的介护才知道，老人其实得了癌症，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那个老人喜欢抽烟，每次他会等到介护有空了，才愿意麻烦介护推他到外面抽烟。有一回抽烟，他看到雨玲打了一个哆嗦，虽然这是一天中唯一的抽烟时间，他也立马掐掉剩下的半截烟，“回去吧！”

在养老院待久了，宁夏女孩米棋对生死也会恍惚。胖老太离开以后，米棋就有一种不真实感，“我昨天还在给她铺被子，今天人就没了。”她跟国内60岁的阿姨聊，对方说，“你说这些，让我很恐怖，我走在街上见到老年人都绕开了。”

她只好告诉ChatGPT，“我觉得人老了就像垃圾一样被扔掉了，应该快点死才会有尊严。”ChatGPT很“政治正确”：“你要尝试理解、和关心这部分人的行为。”

家里的父母不能理解米棋，“让我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不要念了一肚子书，白念了。”这也是许多人的真实感受，将介护这份工作当成最后一个选择。97年的内蒙古女孩阿福和丈夫都在东京做介护，聊天中，一个亲戚总说这个工作脏、乱、累人，不舍得孩子做。疫情以后，实在找不到工作，那个亲戚又回过头央求阿宝帮忙给孩子介绍介护的工作。

雨玲要幸运一点，母亲很支持她。雨玲的母亲把沈阳的房子做了适老化改造，做居家养老。她收了小区的两个熟人，每人每个月收费在5000块左右，偶尔也会接日托，每天300元。

回国的时候，雨玲会观察两个地方的养老区别。母亲照顾精细，一顿饭能喂一个小时。但这种模式也存在风险。母亲曾在国内的养老院打工，但凡老人受伤，家属就会闹，养老院只能赔钱。为了规避风险，母亲现在只接熟人，还要签协议。相比之下，在日本，因为医疗报销比例很高，介护过程中如果出现事故，家属往往也会不追究介护和养老院的责任。

如今，米棋已经决定离开这个行业，“不管身体还是精神，我都没办法那么强大去介助老人。”雨玲还计划再干两、三年。这份工作，有时候会让她变得消极，“我也许只会活到六、七十岁吧，也不会在乎这口气了。”

不过，失去记忆的老人，虽然容易闯祸，但总有一些时刻会回归天真。某个平静的夜晚，一位失去记忆的老太太突然闪到雨玲的身边，“你天天照顾我们，太辛苦了，你去我房间睡，我在这儿帮你看。”实在睡不着，她坐在雨玲的身边，俩人一起熬过寂静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