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铊”污染饮用水水源之后：监测系统的能守与失守（组图）

这一次意料之外的污染事件不仅打断了当地人的日常，也显现出逐渐走向专业化的环保体系中的一些盲点：被忽视的拆除环节、松散的环评制度和非典型的污染源。

迟来的通报

从耒阳市区驾车出发，沿着河流一直往东南方向开，50多公里后，水泥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破碎的、未经修整的泥巴路。4月中旬，一场大雨过境之后，路面全是大大小小的水坑，因为无法断定深度，车子只能很小心地从水里蹚过，不时压过断掉的树枝和坡上滚落的碎石，底盘就会发出崩裂的响声。

走上这条坑洼的路，意味着到了湖南郴州永兴县和衡阳耒阳市的交界。连接两地的这条大河叫耒水，自东南流向西北，是湘江最长、流量最大的一级支流，河岸超过百米宽，大坝让这里水流平缓，河水是浓郁的碧绿，深不见底。河的西岸是耒阳的大河滩村，东岸是陶洲村。村里人已经很少，以陶洲村为例，原来有三个组，一个组就有四五百人，现在只有三四十人还留在这，陶洲村静得只能听见鸟叫。大河滩地表水自动监控站就在陶洲村的河岸边，距离上游永兴县15公里，下游耒阳市40公里。在清一色70年代垒起的旧砖房边上，这是一座看起来格外新的灰色建筑，三层楼高，外面有水泥围墙遮挡。

快60岁的张有明的家离监测站只有500米。他记得这个监测站2014年建好后，动静一直很少，里头的监测员和大家少打照面，和村民也不认识。不过3月18日那天，河边突然来了很多人，每隔几小时就会有两三个人，坐上村里拉人的小渡船，到了河中央，拿矿泉水瓶装河水，有时候也直接在岸边装水，装完就离开。张有明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没开口问那几个生人来做什么。

4月16日，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涉事的良田水泥厂已停工，厂内的很多区域覆盖绿色材料。（摄影：麦田）

如果不是3月21日村干部往微信群里转发的那份文件，张有明可能就将这件事抛到脑后了。一家制盐企业向内部水用户发出的一份通知，这家制盐企业位于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在陶洲村下游的一百公里处。通知很简短，只有三句话，其中一句是，“接市、区级环保局通知，即日起半个月耒水段水源勿用于食用、清洗食品等用途。”落款的日期是当天，末尾还有公司的红章。群里有老乡问水为什么不能用，村干部没解释。张有明到抖音上搜，也没找到更多信息，两天后才刷到了一份广泛流传的“永兴县人民政府启动突发环境事件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里面提到了大河滩监控站检测出“铊浓度异常”。铊是一种剧毒重金属，其对人体的毒性远超铅和汞，易溶于水，无色无味。

张有明不认识“铊”这个字，但看到“网上（评论）说的蛮严重，说会毒死人”。“肯定紧张啊。”张有明所在的陶洲村和周边村子没通自来水，村民们平时会喝耒水河的水。张有明说，附近山上有泉水，村民在山上挖了一个储水池，用水管能把泉水接到家里，但是山泉水的储备不稳定，这两年干旱严重，“从去年八九月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水。”张有明说，这半年他用抽水泵从河里抽水出来，在不锈钢的大水罐里放一会儿，等泥沙都沉底了，烧开来喝。“16号晚上那个自动监测站就测出水有问题，我们都喝了几天了（才知道）。”张有明听村里人说，前些天来装水的其实是环保局的人。

在40公里外的耒阳市市区，市民陈月是在3月22日才看到盐业公司的那条用水警告通知，是业主群管理员转发到群里的。“转发这条信息的人说‘这是假消息，应该要受处分，大家要独立思考，不会被流言蜚语带偏’。”陈月也没放在心上。但第二天小区突然停水了，陈月觉得蹊跷，“之前停水检修都会提前两天通知的，这次难道是为了检测水管里的有毒物质？”水要停到25号，平时很安静的业主群也喧哗起来，“有个业主说，肯定跟水污染有关系。”陈月赶紧上网搜“耒阳水污染”，结果搜到了水泥厂铊泄漏的新闻。

3月25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通报。这份姗姗来迟的通报提到，3月16日，湖南耒水郴州-耒阳跨市断面铊浓度为0.13微克/升，出现异常，超过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30%。经溯源排查，3月17日已经定位到污染源为郴州市苏仙区良田水泥厂，铊异常的主要原因是良田水泥厂在拆除旧生产线时，窑炉内含铊灰尘被雨水冲刷，经雨水排放口流入外环境。通报称污染源已被管控，自3月16日以来，事发地下游各水厂出水铊浓度一直稳定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限值0.1微克/升以内，属于安全范围。

良田水泥厂位于耒水上游，含铊的灰尘先是经雨排口流入厂外的坳上河，后经郴江河汇入耒水。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二级研究员、首席专家彭克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耒水流域铊浓度异常事件主要影响耒阳市多个自来水厂的取水，水厂采取了应急处理，在原有工艺基础上对水进行了提质改造和深度处理，所以能保障出厂水达标。耒阳市人民政府官网信息也显示，耒阳市耒水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耒阳市两家自来水厂的取水口位于耒阳市水东江办事处新河村，也就是本次监测到铊浓度异常的大河滩站下游约35公里处。

大河滩监控站附近的耒水河道（摄影：覃思）

彭应登告诉本刊，虽然这次事件没影响到城市的集中取水，但可能影响到乡村的取水。从水泥厂到监测点有一百多公里，沿途的村庄基本上都没通自来水，村民自采耒水河水作为生活或者农耕、养殖的用水，这些水都没有经过集中的净化处理。在挨着坳上河的村庄，村民李桂注意到事发时几天，同村老陈的一整个鱼塘的草鱼、鲤鱼全都死了，每条都养到六七斤重，总共五十多斤。大伙都觉得跟这次水泥厂的铊泄漏事件有关。李桂指着远处在水塘边扑棱翅膀的鸭群，担心日后这些家禽体内会残留着网上说的“致癌物质”。

意外的污染源

4月14日早晨，良田水泥厂门口不断有运输砂石的货车进出。工厂已经停工。一位货车司机告诉本刊，他们是在转移工厂内的废弃物。在厂房周围，部分裸露的土地被黑色薄膜覆盖。环绕厂房的狭窄沟渠里流着灰绿色的水，散发出类似臭鸡蛋的闷臭味。3月3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盛才说，“（事发后）紧急溯源排查100多家企业，最终发现是水泥厂，不是冶炼不是矿山。我觉得有三个意想不到：肇事企业是水泥厂，第二是雨水口，第三是企业拆除现场。”

这不是湖南第一次发生饮用水源铊污染事件。2021年，就有两家化工厂排污造成邵阳市两个饮用水水源地铊超标。2022年，郴州市一家金属冶炼公司雨水收集池积水近溢流，铊浓度超湖南省《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8.24 倍，成为当年湖南省生态环境厅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利剑”行动的典型案例。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2016年的一篇论文指出，湘江流域各类涉铊污染排放的行业中，化工行业铊污染排放量最高，其次是有色冶炼行业。

彭应登说，水泥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涉铊企业。“常规的水泥原料主要是石灰石、黏土、煤炭，含重金属的量很低，所以按照常识，不需要考虑铊污染。但是大家忽视了尾矿渣作为原料的情况。”中国水泥协会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分会秘书长刘文长从事水泥行业40多年，参与制定了我国水泥行业生产安全标准。他向本刊介绍，21世纪初，水泥窑处置固废的做法开始在国内推行。“原来水泥生产需要大量黏土，需要从土地里采，而土地资源有限，国家开始限制，这样的话就需要替代原料。尾矿渣被认为是很好的原料来源，比如铁矿渣、铜矿渣，既能降低生产成本、不影响混凝土出厂质量，又能消耗掉这些含重金属的工业垃圾、变废为宝。原理是在水泥烧制过程中，混凝土能够封存住工业废渣中的有毒重金属比如铅、镉等，让它们不至于流入环境。”

良田水泥厂外，部分土地覆盖上了黑色薄膜（摄影：覃思）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的论文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水泥混合材料的平均用量约30%，利用各种工业废渣约 7.2 亿吨，为环保做出了巨大贡献。近五六年来，随着水泥需求量大幅减少而环保需求增加，在一些城市如北京，水泥窑的固废处理功能甚至已经超过水泥生产的功能。然而，随着水泥窑处理固废的比重增加，新的风险出现。

彭应登提到，国家对处置有色金属灰渣类危废有资质要求，有处置、存储危废能力的水泥窑，生态环境部门才会发放危废处置许可证，国家《环境保护技术规范》对水泥窑协同处置危废的重金属含量也规定了相应的限值。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使用的废渣究竟含那些元素、有多大风险，一般很少监测，运到厂里就直接烧了。刘文长则提到，“湖南郴州地区矿产丰富，稀有元素种类多，北方的矿山都没有铊这个元素。这次可能是尾矿料里铊元素的含量相对较高，在高温煅烧过程中氧化，就会富集在炉窑底部和周边。随着水泥窑处理危废的比重增加，类似其他稀有金属富集的情况还可能出现。”彭应登觉得，“未来国家可能要出相应的规范标准，对采用有害物含量高的地区，有一个入炉的限制，避免它造成二次污染。”

彭应登说，我国对于含铊的重金属类的废水监管，一般都严格控制在企业的车间层面，要求废水在车间排口就要处理达标。“比如像电镀废水，就必须在电镀车间就保证废水处理达标，而不是说废水排到车间外、跟其他水混合以后再进行监测。”彭应登指出，铊并不属于国家要求的河流断面常规监测的水质指标，这次之所以能够被检测出来，是因为湖南、江西、广西这些地方涉铊企业比较多，河道又出现过铊超标的现象，所以在跨境河道上设立了自动水质监测设备，“河道断面监测是各地根据自己的管理需求设的，国家没有统一监测要求，这些检测设备数量有限，一套就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很难在小沟小河实现安装。”

失效的环评

在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麦田村，曹裕贵的家离良田水泥厂的排雨水口只有两三公里，站在他的田里，能清楚望见厂子里的水泥窑——几座庞大、高耸的白色圆柱体。曹裕贵不知道这次泄漏出铊废水的是哪一座。60岁的他早已习惯这些圆柱体每晚亮着灯，夜以继日地轰隆作响。他家从水泥厂建厂前就一直在这。上世纪90年代，他还曾进良田水泥厂打临时工，被分到的活是给水泥配料。他每天做的是按照技术人员给的配方，把不同材料混合到一起。这是他能找到的离家最近的高薪工作。

耒水流经耒阳市区的河段（摄影：覃思）

那时水泥厂的污染是显而易见的。“机子好响，灰尘太大了。我干了有三四年，听说在那里做事容易得肺结节，就没有再去了。”曹裕贵的家在水泥厂下风口。“他们风往这边吹，红薯干都不能晒了，沾满黑色的灰。”“现在搞得好些，都是封闭式。”在曹裕贵的记忆里，2013年左右，当地对水泥厂污染进行了整治，周边不规范的小水泥厂都关停了，只剩下包括良田在内的相对正规的中大型企业。曹裕贵听说，良田水泥厂里现在都用上了电脑操作，招的很多都是大学生。他没再闻到过刺鼻的气味，种的菜也不再覆满黑色粉尘，只是灰还是有，红薯干还是晒不得。

良田水泥厂确实经历了几次技术、管理的迭代。公开资料显示，良田水泥厂始建于1987年，最初是郴州市良田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2004年改制为私企，属于中型企业。2022年，水泥厂被央企华润水泥控股收购，进行生产线改造升级，拆除旧的两条生产线和新建一条新生产线，“合二为一”，总产能不变，目标是减少能耗和排放，响应国家环保要求，改善当地大气环境。水泥厂在2022年停产了一年，2023年10月，新生产线投产。承建新生产线的湖南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的资料显示，新线投产后，煤耗将下降16%，年节约煤2.7万吨，大幅降低碳排放强度。

郴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显示，在拆旧建新之前，2022年9月，良田水泥厂曾委托湖南迎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改建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作为第三方介入的风险评估，这是一道重要的环保关卡。这份报告超过400页，主要关注拟建新产线的环境风险，称“项目污染特点主要为大气污染和噪声污染，废水和固废影响较小，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废水零排放，固废为综合利用。项目环境风险对外环境影响可控。”

这次铊污染事件，让外界开始质疑水泥厂拆建的环评程序为何没有把住关口。本刊记者查询天气记录发现，铊数值异常前的两天，郴州、衡阳均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生态环境部工业废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告诉本刊，“暴雨天气流量大，对废水有稀释过程，稀释之后还能造成水质超标30%，那就说明源头的污染程度是很高的，超标甚至可能是10倍以上。”

张怀生曾参与编写良田水泥厂的《环评报告书》，对编写过程、团队都十分了解。他告诉本刊，《环评报告书》里没有提到铊，不能完全责怪团队，换一家机构也可能得到同样的结果。“现场勘察、航拍，都是环评里会做的。但是水泥窑里的东西我们不会去查，因为报告书只针对生产线技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新生产线建设期、运行期可能发生的排放，至于原有生产窑炉里面有什么东西，不是我们要管的，这个东西环评没有要求我们追溯，也没有先例。”

大河滩水质自动监测站（摄影：覃思）

湖南省地质实验测试司法鉴定中心主任、注册环评师李建文告诉本刊，一般单纯的拆旧都不要求环评，建新才需要环评，拆除过程中的污染确实可能被忽视。 事实上，近年湖南发生过不止一起企业在拆除期间导致环境污染的案例。2020年，湖南永州市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设备拆除过程管理疏忽，导致废油罐内重油废渣经雨水管道流入湘江，造成江面污染。李建文还介绍，环评行业普遍使用类比法测算污染风险，也就是套用其他同类厂家的先例。“这种做法虽然能借鉴经验，但并不精确。”良田水泥厂《环评报告书》显示，编制者参考了另外两家湖南省内水泥厂的排放情况。“大家都以为水泥窑被雨冲完了以后，出来的那个水不算污水，只是混杂了灰烬，收集起来沉淀好以后就可以排了。我们没看到任何资料去说灰里面会含有重金属。”张怀生说。

本刊查询生态环境部监督环评师和环评机构的“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注意到主持此次良田水泥厂《环评报告书》编制的环评工程师邹某有多次失信扣分记录，被列为重点监督检查对象。其中，2022年该工程师在广东存在违规挂靠行为，而2024年到2025年在湖南，他三次因为环评书质量问题失信，包括错误判定某金属加工厂“无风险”、在电池厂风险分析中遗漏项目、对生猪屠宰厂卫生防护距离划定有误。张怀生没有注册环评师的资质，也能参与环评。

监测站附近的村庄（摄影：覃思）

对此，张怀生的解释是，“一份环评书一般由三四名技术人员合作完成，只要有一人有注册资质并签字即可。有的人就专门卖资质给环评公司，自己不做环评。假如说一个市里面有十家环境公司的话，大概有七、八家是挂靠的，也就是挂一个工程师的名，但没人在公司坐班。被发现了就注销公司，重新成立一家。”张怀生说，目前对环评工程师的监督是抽查而非普查，失信扣分人员只要在一年内不被扣到20分（大概4次失信行为），就依然有接项目的资质，扣分一年清零一次。

长久的担忧

污染的消息出来之后，陈月至今没有喝过家里净水器处理过的自来水。“我已经不相信任何水厂。”她到超市里找到几款不同瓶装水，仔细看它们的产地，要“确定与耒水无关”。最后选定的一款，是蒸馏水，按照网上的说法，“干净到可以做实验用。”她买了一箱12瓶，为了省钱，她规定自己一天只能用一瓶596毫升，不仅是拿来喝，刷牙漱口也是用这一瓶。“我想用这12瓶撑过两个星期，到时候水管里的毒水应该能流完。”晚上9点，说了半小时话，陈月觉得口干，清了清嗓子，又晃了晃手中的空瓶。“我今天的这瓶已经喝完了，所以我不会再喝了。”

污染发生后，住在耒阳市区的魏阳怀疑自己身体已经出了问题。魏阳回忆，自己3月23号看到网上的耒水铊污染视频的时候，觉得“天都塌了”，他当时恰巧肠胃不适。“呕吐了一次，腹泻持续了三四天。最开始想过是食物中毒，但是那家饭店是我经常去的。”魏阳怀疑是喝水中毒的反应，他跑了四家医院，挂了九个科室。“肝科肾科我通通去挂了，就是与中毒可能相关的，但他们都说不可以做铊元素的检测。最后在职业病防治医院才做上检测。”接受采访时，魏阳还在焦虑地等检验结果，他甚至离开耒阳去了海南，为的是“尽早脱离污染源”。一路奔波劳顿，他出现了失眠、冒虚汗的情况，他怀疑这些也是中毒的表现。

4月16日，良田水泥厂外的坳上河。（摄影：麦田）

这些担忧，源于他们对湖南过去多次污染事件的经历或记忆。湘江两岸矿产丰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遍布着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化工等涉重金属产业，污水直排也使湘江成为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到2000年代，湖南是全国环境污染事件爆发最集中的省份之一。而这次污染源所在的郴州更是湖南的“有色金属之乡”、“冶炼之乡”，发生过多起严重水污染事故，比如2014年，在郴州嘉禾县，一家非法炼铅厂长年违规排放，最终导致至少250名儿童血铅含量超标。

在年近60的村民张有明的记忆里，他小时候每天都要和兄弟姐妹一起走一里多路去井里挑水。那时上游七八公里的永兴县冶炼金银的厂很多，排污到河里，“把脚泡在河水久了，就会烂脚丫、脱皮，又痛又痒，不继续碰河水的话，过几天就好了。”张有明说空气里都飘散着刺鼻的气味，山上光秃秃的，不长竹子。

一直到2011年，为了解决湘江流域的污染问题，国务院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规划投资595亿元彻底消除污染源，是全国第一个获得国务院批准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该方案规划项目927个，计划到2020年，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和重金属排放量要比2008年减少50%。

长沙市曙光环保公益发展中心（简称曙光环保）理事长潘东海记得，从这个“最大手笔的治理方案”开始，湖南迅速关停了很多小矿。潘东海说当时环保组织也很积极。他那时二十出头，因为缺少监测数据，潘东海就和其他志愿者一块人工定位污染源，随后沟通政府相关部门介入。他们曾参与亚洲第一大雄黄矿污染水源的调研，这次污染造成矿上600多人因为砷中毒患病死亡。

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官网信息显示，经过十年的治理，2013到2023年间，湘江流域累计关停1200余家涉重金属污染企业。据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数据，2021年，湘江流域水质优良率达到98.7%，较2012年提高10.6个百分点。张有明也发现，周边的很多厂子关闭了，河里的水质改善了很多，竹子也长回来了，他和其他村民才开始装水泵，从河里抽水。他从没想过河水会再出问题。

4月16日，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涉事的良田水泥厂。（摄影：麦田）

不过在潘东海的眼里，“污染不是消失了，而是变成了更隐性的”。潘东海说，隐性的第一层意思是识别污染的门槛变高。“之前的污染，你随便去工矿企业走走，就很容易发现各种颜色的污水横流，视觉冲击很强，老百姓反响也很大。现在不一样，像铊超标，水都是透明的，需要检测才能发现，老百姓不知道，也不可能自己去检测。”隐性的第二层意思是，一些厂房倒了，企业停产了，但是污染还在悄无声息地发生。“比如2014年国家关闭落后小煤矿的行动开展以来，废弃煤矿产生的酸性涌水无人管理，产生新的污染。我们从湖南走到整个长江经济带，排查了350多个关闭煤矿，发现存在酸性废水污染问题的点位130多个。”

潘东海说，在新的环保形势下，环保组织如果想要发挥作用，要去发掘这些隐性问题。但是民间环保组织正在面对技术、人员和资金的多重挑战。倪亚玲在郴州做了十多年水源保护的志愿者，她说水污染的显现不再直观后，再去监测，难度大了许多，“都是企业在线监测，有互联网、大数据、高科技”。她曾被邀请参观过一些企业里的监测设备，新奇之余也有些迷茫。这两年，她更多是带志愿者去河边捡垃圾，做“净滩”活动。但这种工作既无法溯源，也很难追责。“今天捡完这边，明天那边又堆起来了，好像怎么也捡不完。”

4月11日，郴州下了一场暴雨。雨停之后，曹裕贵在田里用锄头翻土，把花生种子撒进一个个小坑里。“水稻和苞谷还不敢下，还在等。”曹裕贵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计算等待的天数——已经比往年晚了二十多天。他听说水泥厂仍在每天撒药给河水“消毒”，他不知道水什么时候才算彻底好起来，也不知道脚下的泥土究竟有没有受影响。“他们说，因为水的事，我们这边种的稻谷以后都吃不了，几年都吃不了，会致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