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将：张学良被终身软禁一点不冤，西安打光了老蒋的御林军（组图）

台湾军界老人帅化民，退役中将，历经民国数十年风云，在多次受访谈及张学良这个名字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张学良被软禁，一点也不冤。

这句话说出来，注定有人不服。

在相当多人的记忆里，张学良是那个拍案而起、亲手发动兵谏逼蒋抗日的热血少帅，是那个事变之后不顾属下苦劝、执意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甘愿以身赴险的慷慨男儿。

五十四年的软禁，十五处辗转关押，放在任何一部民国传奇里，都是一出令人扼腕的长篇悲剧。

外界骂蒋介石无情，替张学良喊冤的声音，从1936年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

可帅化民这句话的底气，不在情感站队，也不在政治判断，而在于一份绝大多数人从未认真翻阅过的伤亡名单。

当这份名单被一一翻开，所有人都将明白，为什么那一夜过后，蒋介石的心里埋下了一根五十四年都没有拔出来的刺......

【一】御林军的来历：从奉化溪口走出来的那批人

要说清楚1936年12月12日那一夜死的是什么人，得先弄明白蒋介石的侍卫班底是怎么来的。

蒋介石用人，有一条被他坚持了几十年的铁律，后来被国民党高级将领宋希濂总结得相当清晰：亲戚第一，同乡第二，学生第三，而他真正把军权托付出去的，只有亲戚和同乡。

这条用人逻辑，在他的侍卫体系里体现得最为彻底，也最难被外人理解。

蒋介石的第一任侍卫长叫王世和，浙江奉化溪口镇葛竹村人，是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堂侄，论亲戚关系是蒋介石的表侄。

北伐之前，王世和在蒋家“玉泰盐铺”当学徒，替蒋家跑腿打杂，跟着蒋介石的母亲和原配毛福梅做了多年的杂务。

1917年蒋介石南下广州，王世和跟着去了，从此寸步不离。

最早的那支侍卫组，就是王世和从奉化带出来的几个人临时组起来的：王世和、蒋恒祥、蒋瑞昌、蒋甫元，四人里三个姓蒋，都是溪口本地蒋氏宗亲。

随着蒋介石地位节节攀升，侍卫团的规模不断扩充，但奉化子弟在最核心圈子里的比重始终没有稀释过。

历史研究者袁成毅对这一现象有过专门的学术梳理：奉化县在蒋介石主政期间出过将军五十五位，中将以上就有二十人；

蒋介石的历任侍卫长，如俞济时、蒋孝先等，几乎清一色来自奉化，至于一般侍卫官，“差不多都是奉化人”。

这不是什么秘密，当时军界都知道。

这批人的性质，往浅了说是警卫，往深了说是蒋介石私人信任网络的最后一道闸口。

他们不是靠科举、靠资历、靠战功堆上来的职业军官，是从蒋家门里走出来的乡党亲信，从血缘关系、地缘情结和多年共患难的经历里，长出了一种无法文字化的绝对忠诚。

王世和是蒋母托付的人，蒋瑞昌是随蒋介石从广州出发的第一批，蒋孝先是蒋家的族亲……

这些人和蒋介石之间，不是上下级关系，是另一种东西。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入住临潼骊山脚下的华清池。

这一趟，他带着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干军政要员前来督战，同时带来的，还有这批从奉化跟出来的核心侍卫班底。

侍从室兼侍卫长钱大钧、侍从室少将高参蒋孝先、卫士队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值班步哨卫士张华、特务员汤根良、卫士洪家荣、侍从秘书萧乃华……

这些名字，此后出现在了那一夜之后的伤亡名单上。

蒋介石事前察觉到气氛不对。

12月11日的日记里，他写下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记录：当天见到张学良，形态急遽，精神恍惚，甚觉有异。

他本想当晚招侍卫长钱大钧来特别叮嘱加强戒备，但因为过了临睡时间怕失眠，没有招来，就此错过了最后的窗口期。

这一句话，在日记里只是几行普通记录，在历史里却是一条价值极重的注脚——那一夜的灾难，并非毫无预兆，只是没有人把最后那道防线扎紧。

【二】那一夜：华清池内的枪声与死亡

1936年12月11日夜，蒋介石在华清池设宴，宣读了一道换将命令：蒋鼎文出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出任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中央军正式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围剿任务。

这道命令宣读完毕，意味着东北军即将被彻底架空，既无留驻西北之可能，也无独立支撑之余地。

宴席散去，暗夜里两路人马同步启动。

张学良方面：凌晨2时，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独自骑摩托从西安城东门驰出，先至十里铺传令骑兵连，再赴灞桥镇部署手枪排，最后绕到华清池外围完成包围圈。

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与白凤翔、刘桂五同乘一车，凌晨2时便已离开西安，直奔临潼。

杨虎城方面：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同步展开，控制机场、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并包围西京招待所，准备扣押随行的国民党高官。

凌晨4时许，东北军悄然摸至华清池二道门外。

门口值班步哨是卫士张华，浙江奉化同乡，跟随蒋介石多年。

王玉瓒举起手枪，对准张华连打三枪，枪声骤然炸响。

张华没有退，在东北军涌入的瞬间已经倒下，成为这一夜里第一个牺牲的人。

枪声传入五间厅，蒋介石立刻惊醒。

他没有犹豫，在侍卫官竺培基和蒋孝镇的帮助下越窗而出，踩着侍从的肩膀翻越后墙，跳入外墙沟渠，腰部重重跌伤，忍痛狂奔骊山，躲进西绣岭虎斑石旁的一处草丛洼坑里。

蒋孝镇为了分散注意力，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蒋介石穿，两人一前一后分散逃跑。

蒋孝镇在附近徘徊被孙铭九部发现，孙铭九拿枪顶着他逼问蒋介石藏处，蒋孝镇没有开口，却下意识向山上看了一眼——

孙铭九随即令人向那个方向搜索，天色微明时，卫队班长陈思孝在山上发现了蜷缩在洼坑里、光着头、浑身颤抖的蒋介石。

华清池内，留守的侍卫们没有一个人逃跑，全部迎战。

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听到枪声，从住处冲出来指挥抵抗，在五间厅转角处被流弹击中肺部，子弹从左肩穿出，跌坐墙角。

钱大钧是蒋介石所谓“八大金刚”之一，跟随多年，靠自报身份才被东北军送去医院救治，险些死在那个夜里。

卫士队区队长毛裕礼率人依托前院假山阻击，数轮交火后旋即阵亡。

侍卫官蒋瑞昌，奉化蒋氏宗亲，随蒋介石从北伐打到剿共，死在了华清池走廊上。

特务员汤根良、卫士洪家荣、厨师周少山相继毙命。

侍从室中校秘书萧乃华，手持手枪抵抗，中弹后身体落入小河，尸体后来被从水里捞出，成为当晚侍从室系统中职务最高的遇难者，事后国民政府给他的家属每月三百元抚恤金。

帮助蒋介石翻墙逃脱、充当肉垫的侍卫官施文彪和竺培基，全都身中数弹，险些没能活下来。

两团宪兵也没有幸免。

宪兵二团团长杨国珍、宪兵三团团长杨震亚，两人均在指挥反击中中弹身亡，战后被追授中将。

两团官兵共损失百余人，战斗力几乎被打垮。

西安城内，另一名高官倒在了西京招待所的枪声里。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邵元冲，企图越窗逃跑时被守卫部队开枪击中，右脑与右肩两处中弹，被送往医院，三天后不治，享年46岁。

邵元冲是孙中山时代的同盟会元元老，跟了孙中山，又跟了蒋介石，资历与蒋介石相当，蒋对他有“半师之谊”之说。

就这么死在了西安一个普通旅馆的窗框旁边。

事变当天，华清池与西安城内外最终统计出的数字是：蒋介石侍从室人员共9人遇难，宪兵16人死亡，21人以上受伤；西安城内宪兵、军警百余人死伤。

当晚在场的蒋介石贴身侍卫，非死即伤，无一例外。

事变传到奉化溪口的时候，蒋介石的兄长蒋介卿正在武山庙看戏。

听闻蒋介石被扣押，当场中风，被人抬回家，三天后去世。

这件事，蒋介石后来知道了。

【三】蒋孝先之死：一笔比官职更重的债

那份伤亡名单里，有一个名字的分量格外特殊，帅化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无法回避的沉重——蒋孝先。

蒋孝先，字昭卿，1900年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是蒋介石堂兄蒋谨藩之孙，父亲蒋正寅，论族谱辈分是蒋介石的堂侄孙，正式族称称蒋介石为“族叔公”。

这层血缘，在蒋家严格的宗族谱系里有明确记录，不容混淆。

他的路，是从奉化溪口出发的。

蒋孝先早年在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毕业后回奉化做教书先生，在沿海鲒埼乡教了一段时间的村学。

1924年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蒋孝先辞职追随，经举荐考入黄埔一期，从此跟着蒋介石参加东征、北伐，一路从基层打起。

黄埔一期，是蒋介石最核心的那批人。

1930年代，蒋孝先被派往北平主持宪兵三团，兼管京津地区的特务工作，权力范围不小，是蒋介石在华北安全系统里的最重要一颗棋子。

西安事变之前，他刚刚被提升为侍从室少将高级参谋兼第三组组长，职能实际上相当于副侍卫长，直接负责蒋介石的近身安保布置。

他是那一夜之前，距离蒋介石最近的人之一。

1936年12月11日夜，蒋孝先参加了杨虎城在西安城内设的宴席，看了场秦腔，又打牌到半夜，整晚留在城里没有返回临潼。

12月12日凌晨，他得知行辕出事，立刻驾车从西安赶往临潼，途中被东北军拦截。

关于他此后的死，流传着几个版本。

东北军师长刘多荃事后说，蒋孝先曾当众训斥张学良“西北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张学良当场大怒，说“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从那时就埋下了杀机。

张学良的侍卫副官赵维振则说，蒋孝先在北平担任宪兵三团团长期间，查封了东北军将领经营的海洛因厂，断了刘多荃等人的财路，这一夜被人寻仇。

还有当事人张化东的亲历记录，说是孙铭九电话通知看守人员 “俘虏自行处置”，张化东随即将蒋孝先押至附近菜地，令其跪下，宣布死刑，亲手击毙。

哪个版本更接近真相，今天已无定论。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蒋孝先不是在交战中流弹所伤，而是在蒋介石离开华清池、战事基本结束之后，被有组织地带出去枪毙，死时手无寸铁。

这件事放在蒋介石的情感账本里，和华清池里那些战死的侍卫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重量。

侍卫战死，是战场上的代价，双方都有这个风险。

蒋孝先被拖出去枪毙，是对蒋家血脉的主动斩断。

一个从奉化溪口出来的族亲，一个被他一手提拔、执掌核心安保的心腹，在他自己的营地里，被对手的人打死在菜地里——这种事，放到任何一个讲究宗族情义的浙江男人身上，都不是一笔能够轻易放下的账。

西安事变之后，蒋孝先的遗体被运回家乡奉化，葬在溪口镇西北飞凤山下，距蒋家老宅不过几里地。

从蒋介石五十四年的处置方式来看，那笔账，从那一夜起，就再没有翻篇过。

【四】那份名单的真实重量，与蒋介石从不开口的那道账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正式和平落幕。

宋美龄、宋子文飞赴西安斡旋，周恩来以代表身份参与谈判，各方协议达成。

张学良当天亲自护送蒋介石乘机离开西安，飞机先降洛阳，翌日转抵南京。

张学良以为，亲身护送是最大的诚意。

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他就再也不是自由人了。

蒋介石早一步乘另一架专机抵达，机场里早已布好了人手。

张学良落地即被接进宋子文公馆软禁。

五天后，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开庭，辛亥元老李烈钧任审判长，鹿钟麟和朱培德担任审判官，一小时内结案：张学良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当天蒋介石呈请特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准，十年实刑转化为措辞模糊的“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四个字，此后牵了张学良整整五十四年。

1937年1月13日，军统局局长戴笠押送张学良抵达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招待所，对外挂牌“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外围特务队加宪兵连，活动范围被明令卡死：“东不出镇海口，西不过曹娥江”。

这处软禁地，在蒋介石故乡奉化的山里，距溪口蒋家老宅不过半小时车程。

奉化是第一站，十年里在国内辗转十二处，最终渡海台湾，再历三处。

从浙江奉化到安徽黄山，从湖南郴州到贵州修文，从贵州桐梓到重庆歌乐山，再到台湾新竹县五峰乡清泉温泉旁一座四面皆山、整点宪兵鸣钟应答的日式木构宿舍——

这条流放路线，几乎用尽了中国大半版图的幅员。

五十四年，十五处关押地，从1936年12月26日飞机降落南京算起，到1990年6月。

帅化民说的“近乎打光了老蒋奉化的御林军”，不是修辞，是一个可以被逐一对号的事实。

华清池一役，蒋介石侍从室9人遇难，两团宪兵合计百余人死伤，当晚在场的贴身侍卫全部非死即伤，无一幸免，而这批人里，从奉化溪口跟出来的同乡子弟和蒋氏宗亲占据了核心位置；

蒋孝先被枪毙在菜地里，尸体运回溪口飞凤山安葬；

宪兵二团团长杨国珍、三团团长杨震亚双双阵亡……

这支被蒋介石精心构建了十几年的奉化嫡系贴身班底，在这一夜里几乎被打空。

这份账，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第一批人把完整的伤亡名单逐一念给他听的时候，他翻看着那些名字，没有立刻说话。

那些跟了他从溪口走出来的人，从1917年广州就认识的，从北伐就跟在左右的，从奉化带出来的族亲兄弟，就这么没了——

这笔账，蒋介石在此后数十年间，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正面说过一个字。

没有追悼文，没有专门的祭奠，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里写明，那一夜倒下的那些奉化子弟，对他意味着什么。越是沉默，越是压不住。

软禁的地点选在奉化，关押的路线越走越偏，求自由的信件一封接一封，却始终没有任何正面回应——这些排列在一起，已经够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