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试射导弹震动太平洋，艾博年紧急拉拢多国共同应对（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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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周里，澳洲总理艾博年分别与瓦努阿图和斐济签署了安全与防务协议，并接连访问斐济和所罗门群岛，还在布里斯班接待了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和汤加的领导人。

就在这一连串密集的太平洋外交活动之际，中国向南太平洋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向所有参与者提醒着自己的存在感及日益增长的实力。

尽管艾博年政府在太平洋地区投入了大量精力，与该地区领导人的关系也总体好于前任莫里森政府时期，但澳洲在当好邻居这件事上，仍有提升空间。

战略重要性

澳洲的英国殖民者早在19世纪初就“发现”了太平洋岛屿的战略重要性，当时他们担心的是传统欧洲对手法国和德国染指这一地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洲历届政府又一次意识到了这一点。

自201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与澳洲盟友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加剧，这种意识再度被唤醒。

这种长期遗忘与忽视、又不时被焦虑与行动打断的模式，让澳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付出了代价，也让澳洲自身的安全付出了代价。

正如历史学家Neville Meaney所言，澳洲外交政策的处理方式，可以概括为“在太平洋寻求安全”。

澳洲联邦建立在“无主地”的法律虚构、剥夺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之上。这造就了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小型定居社会——坐拥如此多的财富，附近却似乎无人可以依靠。

于是，澳洲向北寻求保护：先是依靠英国，然后是美国，如今则通过AUKUS安全伙伴关系同时依赖两者。它以猜疑与焦虑交织的心态看待太平洋近邻，尽管自己的体量和物质资源都远远超过这些邻国。

这种历史动态，塑造了澳洲政策制定者看待太平洋的方式。几十年来，对岛国“小”与“弱”的执念，让堪培拉将该地区视为一个令人恼火的干扰项，妨碍着自己追求“真正”的外交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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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族”的理念

2018年，时任总理莫里森改变了策略，将太平洋地区描绘成澳洲的“家族”。艾博年政府延续了这一“家族”叙事。

过去十年间，澳洲与太平洋地区的关系明显改善，标志性事件包括与图瓦卢、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斐济签署的里程碑式安全条约、与瓦努阿图达成的《纳卡马尔协议》，以及正在与所罗门群岛、汤加进行的谈判。

但如果澳洲民众不愿正视自己与该地区复杂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如何影响我们看待这片地区及其民众的方式，那么这些改善终究是有限的。

历史表明，无论把太平洋看作“惹人烦的干扰”，还是澳洲的“家族”，都无法解决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困境：太平洋对澳洲这样的中等强国而言，实在太大、太多元，难以真正掌控。

太平洋岛国的利益也常常与澳洲不同。结果就是，澳洲既无法在该地区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一旦尝试这么做，又会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式的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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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带来的挑战

这个两难困境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如今变得尤为严峻。二战结束以来，澳洲首次面临这样的局面：一个军事实力更强、财力也雄厚得多的对手，正谋求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而长期盟友美国似乎正处于战略收缩之中。

这个两难困境无法彻底解决，但可以被更好地应对。关键在于走“当好邻居”这条中间路线。澳洲近期与太平洋地区达成的一系列条约表明，这一表述深受岛国欢迎。

2023年与图瓦卢签署的条约名为“Falepili”，意指“当好邻居、关怀责任与相互尊重”;2025年与汤加签署的条约意向声明，则将两国关系描述为“Kaume'a Ofi”，即“亲密友谊”。

改变澳洲谈论太平洋的方式，绝非外交上的细枝末节。它为澳洲在该地区开辟出一种真正不同的参与模式——这种模式汲取历史经验，尊重岛国主权，也为改善关系创造了空间。

要当好太平洋的邻居，澳洲的政策应遵循四个关键原则：尊重界限、妥善处理分歧、培养自我意识，以及把合作置于胁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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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确曾有过达到“好邻居”标准的时刻。1980年代启动的“太平洋巡逻艇计划”便是一例，该计划协助太平洋岛国守卫海上边界，并保障其金枪鱼渔业收入。

同样，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澳洲在气候变化和核不扩散等议题上，也曾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站在同一立场。这些时刻并未解决澳洲的根本困境，但足以证明：良好的邻里关系是可以实现的。

当前澳洲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当这一轮因中国存在感上升而引发的焦虑期过去之后，切莫再度遗忘太平洋。

理解澳洲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邻居关系，会提醒我们——威胁和挑战会变，但地理不会变。

历史告诉我们，当好邻居是建立持久区域关系的唯一途径，而澳洲的长期安全，恰恰有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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