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反洗钱新规！会计师、律师和房产中介首次纳入，受监管企业增至近10万家（组图）

多年来，澳洲的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规定一直约束着银行、赌场及黄金经销商。从今年7月1日开始，会计师、律师和房地产代理也首次被纳入监管范围。

这些改革将彻底改变受监管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这类法律虽然已在世界各地普遍实施，但到底有多大成效，始终争议不断。

监管如何追踪犯罪分子

开设银行账户时，银行必须核实客户身份及资金来源，这套程序称为客户尽职调查。若客户的活动令银行怀疑其可能经手犯罪所得，银行就必须向政府报告有关客户，并将报告提交给监管机构AUSTRAC。

这些规定让政府得以借用私营部门的人力、资金和分析能力，追查犯罪所得。说得直接一点，受监管企业被要求窥探客户，并把客户举报出去。

这类监管听起来或许枯燥，后果却十分重大。

制度若能有效运作，可能把重大有组织犯罪头目送进监狱。澳洲联邦警察旗下、专门针对专业洗钱者的Avarus特别工作组就是一例。

联邦警察表示，悉尼一个犯罪团伙在某些日子每小时洗钱100万澳元。

不遵守法律，代价可能十分高昂。2018年，AUSTRAC因Commonwealth Bank未能监控可能被用于洗钱犯罪所得的存款机，向该银行开出7亿澳元罚单。

2020年，Westpac又因违反法律被罚13亿澳元，当时创下民事罚款最高纪录。随后，AUSTRAC把监管重点转向赌场。Crown在2023年被要求支付4.5亿澳元。

从7月起，许多企业将不得不开始熟悉反洗钱法律。事实上，澳洲正经历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监管扩张之一：受AML/CTF监管的企业数量将从约1.9万家增至近10万家。

这项改革为何发生，又能带来什么实际成效？

合规为何迟迟落后

过去，在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法律方面，澳洲一直是全球落后者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澳洲加入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这个政府间组织成立的目的，是打击毒品贸易背后的资金流动。2003年，该组织建议把相关规定扩大至会计师、律师和房地产代理，澳洲却迟迟没有行动。

直到2021年，澳洲国会才通过相关法律；这些规定被称为反洗钱监管的“第二阶段”（Tranche 2）。

扩大后的规定对澳洲来说虽是新事物，但英国、新西兰等可比司法管辖区早已经历了它们的实施过程。

悖论也正由此而来。

专家界普遍认同，反洗钱监管成本高昂，也极其耗费资源。一份2023年的报告发现，全球金融机构为遵守相关规定承担的成本达到2060亿美元。

然而，合规究竟带来什么成效、这些规定是否值得付出相应代价，却远未形成共识。以英国为例，相关制度已实施数十年，但英国国家犯罪局仍一再估计，每年有“数千亿”英镑在英国被洗钱。

这套制度真的有效吗？

我在新近出版的《与罪犯做生意》一书中，追问了这个悖论：当许多专业人士都对监管制度的成效和效率深感怀疑时，制度为何仍在不断扩大？

答案的一部分在于，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规定承载着多个目标，而这些目标没有一个容易衡量。

它们既要为执法机构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也要确保合法企业不会为犯罪活动提供便利。

这两项目标很难量化，更不容易换算成金钱价值。

但这套制度本身也有根本缺陷。政府理应要求受监管企业拒绝为犯罪客户提供服务，并报告可疑活动；问题是，政府没有给企业任何激励，促使它们以更有判断力的方式完成这两件事。

一家过于避险的企业，可能仅仅因为某人持有高风险国家的护照，就拒绝向其提供服务，结果把这个人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

企业若担心因漏报可疑活动受罚，反而可能宁可多报，把执法机构淹没在毫无价值的信息中，同时侵蚀客户隐私。

这类做法常被称为“打勾了事”的合规，久而久之也会让人们对相关法律愈发不信任。

如何让新法更有效

好消息是，法律目标与实际执行之间的错位并非无解，以下做法或可改善这一问题：

•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例如澳洲的Fintel Alliance，可让政府机构与受监管企业携手打击有组织犯罪

• 采用更创新的报告方式，例如美国使用的“地理目标令”（geographic targeting orders），针对特定高风险地区或商业领域识别犯罪活动

• 不要只靠惩罚来驱动合规；现在也应考虑奖励那些真正为瓦解犯罪计划作出高质量贡献的企业

AUSTRAC是全球领先的监管机构，在这方面占据有利位置。不过，要让最新改革的承诺变成现实，AUSTRAC仍需大胆创新。